二、国内银行业网点业态

 （一）同业网点数量整体呈稳中有增

过去几年来同业银行网点数量整体持续扩张，总量庞大、增长较快，集中度提高。随着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利润水平等高速增长（2013年，全球1000大银行中，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了三分之一；在国内上市公司中，上市银行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的二分之一），多数银行的网点设置都处于跑马圈地的快速扩张状态。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银行业服务改进情况报告》，截至2014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达到21.71万个，设立社区网点8435个，其中小微网点937个，满足了社区居民和小微企业的多重需求。2014年新增营业网点6800多个，而2012年当年新增的网点是4200多家。和前几年相比，2014年网点建设的增量继续扩大。和2006年年末相比，网点年末增加了3.32万个，平均每家法人机构数量拥有网点57.9家，较2006年年末的9.3家增长了6.2倍。

中国的四大行由于在2000年以前主要按照地区的行政区划来设置网点，存在大量的低效网点，由于进行股份化改造和进行上市工作，急需要减员增效，四大行在1998-2004年期间进行了大量的网点撤并工作。从统计数据来看，在2002年全国网点总量约为26万个，全国人口约12.7亿。2014年的全国网点总量约21.7万个，全国人口约13.7亿。从每万人口的网点数来看，从2002年的2.05个下降到了2014年的1.58个。

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数据，美国的每万人网点数从八十年代的3.4下降到了近年来的2.9，下降了约14.7%。和美国银行网点的密度每万人网点密度2.9个相比，中国的每万人网点密度1.58个左右并不高。

四大行在网点总量上一直占有较大的优势，在过去的5年间(2010年-2014年)，四大行一方面进行了网点布局结构的调整，撤并部分地区的绩差网点，另一方面积极新设网点，如农业银行则主要以结构调整为主，通过大力提升在中心城区的网点占比来实现客户结构的调整，通过加强对重点县域的网点渗透来巩固原有优势区域的竞争地位；建行和中行在城市新兴区域和县域加强了网点布设。据统计，在2011-2014年期间，四大行在全国范围内均不同程度地净增加了网点总量，如建行增加了7.9%，工行增加了4.5%，中行增加了3.5%，农行增加了0.4%。

相比较而言，由于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渠道数量远远落后于四大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几年来更加注重通过网点的数量的大力扩张来增强其物理渠道的能力，在大型的住宅区、城乡结合部和重点县域大力增设网点，民生银行的网点数量有近7倍的增长，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的网点数量都有近5倍的增长。

除了通过传统网点的扩张之外，多家银行还积极采用社区支行和小微支行的方式来批量、快速扩张网点。

  （二）竞争博弈导致以调结构为主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网络金融也不断发展，四大行整体以控制网点总量或微增、调整网点布局结构为主，个别银行有少量的网点削减（如工行在2014年削减了1%左右的网点）。以招商银行为代表的多数股份制银行仍呈现一定比例的网点增量。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的概念。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增速分别为7.7%、7.7%、7.3%、6.9%，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相一致，中国的银行业利润增速也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近年以来，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存款替代产品日益丰富、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银行存款流失压力上升，存款增速不断下滑，银行业的利润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虽然如此，中国的银行业盈利能力仍然大大高于国际银行。2014年国内大多数银行年化平均资本回报率(ROE)在20%左右，而国际大型银行为9.87%。（需要待2015年各行年报发布之后修正为2015年数据）

在全球的银行体系中，相对于哀鸿遍野、大面积亏损的欧洲银行业，相对于刚刚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美国银行业，中国的银行业可以说是“一枝独秀”，虽然也面临利润增速下降的挑战，但国内的银行目前仍然是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

各大银行对网点数量的决策是一种博弈行为，属于纳什均衡。假设有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在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个人最优策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他人的战略），从而使自己效用最大化。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Strategy Profile）。纳什均衡就是指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

“囚徒困境”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论模型。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20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5年。囚徒困境所形成的均衡解就是纳什均衡解，即两个囚徒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都会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但这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

囚徒困境是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囚徒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银行网点数量决策、价格竞争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

各家银行对于网点数量变化的决策，也是属于博弈论中的决策行为。尽管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角度，各家银行在目前盈利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应该可以考虑同时削减银行的网点，以降低运营成本，但是在实务中，如果一家银行在一个地区撤销网点（亏损和低效网点除外），而其他银行的网点在该区域保持网点不变，维持网点原状的银行将从撤销网点的银行获取相应的业务市场份额增加，而撤销网点的银行会丧失相应的业务市场份额，所以各大银行对于网点的撤销都是非常审慎的。

在近期银翱和一些大型银行总行的交流过程中，多数银行表示：一方面不会像过去那样通过“跑马圈地”继续大规模扩大网点规模，另一方面也不会通过削减网点来减少运营成本。因为现阶段从总体上来说网点对银行的存款贡献仍然比较大。四大行下一步的工作都将更注重于网点在不同地区间数量和结构的调整，以及网点形态的调整（如旗舰网点、轻型网点、智能网点、社区支行等）。四大行的策略显然也是一种博弈的均衡，而这种均衡何时会被打破，还要取决于中国经济在未来的走势和各大银行未来几年盈利能力是否会出现剧烈的负面变化。中国的银行业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羊群效应“，一家典型银行的举措很容易引起其他银行的跟风和效仿。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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